在传统服饰名称中所谓道袍，并非指道教服饰，而是明代汉族男子日常穿着的便服款式，既可以当外衣穿着，也能作为里衬。直身袍外观上与道袍较为相似，但内部结构则比道袍更简单，主要区别在于道袍有内摆，而直身则是单袍无内摆。此外，明代中后期开始，道袍、直身等便服上大量使用白色护领，据明人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宫女衣皆以纸为护领。一日一换，欲其洁也。”可见明代的士人们还是很讲卫生，白色护领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容易有染污渍、汗渍的领口，保障日常清洁。

如果仅仅只观赏展厅中这些传世实物道袍，总体自然给人清雅脱俗之感，但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朝，明代士人对道袍的穿搭和品位却是多元化的。正如前文所说，自正德以来，社会崇奢之风大起，赐服纹样泛滥，服饰风格发生巨大变化，形成“衣必绮绔”之现象，老百姓只要有钱就敢买，同样敢“饰以王服”。除了蟒袍、飞鱼服等大龙大凤的华服泛滥，就连道袍也开始流行艳丽之风，大红大紫的道袍一时备受读书人追捧，此风也令部分保守人士深恶痛绝。明代画家范廉就曾提到，松江的儒童之中，绛红色道袍大行其道。

其实追求色彩艳丽还只是小打小闹，当时名士中出现的一批“女装大佬”才叫惊世骇俗。唐伯虎身穿女装与和尚下棋，顾承学“时衣妇女衣，红衫粉额”，张献翼“身被彩绘荷菊衣，首戴绯巾”招摇过市。而大明少女们穿男装的现象也很常见。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褚人获在其笔记《坚瓠集》记载晚明时期苏州穿衣风气：“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万历年间进士萧雍也记载了安徽地区“女戴男冠，男穿女裙”现象。时人如此放浪形骸，可见朱元璋制定的衣冠制度在明中期就已瓦解。当然也有不少看“女装大佬”不顺眼的卫道士们大骂“服妖”，甚至神神叨叨地说是不祥之兆。后来明朝亡国，这些人又说是“服妖”导致亡国，这就像历来总说唐代安史之乱是“红颜祸水”，把唐玄宗责任赖给杨玉环一样。难道没有“服妖”，就能政治清明，天下承平，大明江山永固了吗？

其实穿衣风格开放、多彩丰富，恰恰是自由与充满活力的时代才有的现象。抛开部分最放荡不羁的那帮狂士，当时哪怕是穿衣规矩的士人也很会穿搭，这在《松江邦彦画像》中就能找到很多穿衣达人。如吴嘉允，这老人家身穿朱红色道袍，因色彩较为鲜艳，脚上则穿颜色比较低调的黑色白云纹布鞋。而画像中大多数士人穿的道袍服色都较为淡雅，但一看他们脚上穿的全是鲜艳的小红鞋，这种互补穿搭还真需要有一定审美才配得出来，用句俗话说，叫“闷骚”。具体实例可以看：顾正心像，头戴唐巾，白色黑缘道袍，脚穿一双小红鞋；周绍元像，头戴幅巾，身穿牙白色道袍，脚穿一双小红鞋；沈犹龙像，大胖子头戴方巾，身穿粉嫩道袍，脚穿一双小红鞋??“衣冠大成”展出的几套道袍和直身颜色都偏素雅，或许当年的主人在穿上它们时，也是脚穿一双小红鞋。虽已隔数个世纪，但那个时代的审美、潮流与风尚至今遗韵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