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自西汉时期选官开创的察举制，与东汉建国后形成的世家政治（功臣与宗室两大集团）互为表里，最终以曹魏政权下的尚书令陈群开创九品中正制为结果，催生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

西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开“察举制”的先河，汉武帝在位时则是将察举制逐步完善，察举不再只是孝廉，而是朝廷会根据形势和需要，诏令地方推举各种指向性明显的贤士，如秀才、光禄四行、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各种常科与特科。

西汉末年的王莽之乱，最终刘秀成功定鼎天下，在建立东汉王朝后，“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又大封百余破落的西汉汉室宗亲，从而形成了两大世家集团势力。

而东汉一朝，名器尽在世家之手，士而能有“名”者必出世宦名门；而欲有“名”者，必于世家圈中周旋相结方有人言可持，于是名士形成世家阶层里更为特殊的圈层，为固化利益，向内紧密、向外封闭。

因为名士大多出身政治大族，加以“德贤”出名，所以在以道德主观评定为主的察举制下，多可出任征辟的评委。而名士在察举时往往选择与自己是同类之人，市“门生故吏”之私恩，将入仕资格给予门生故吏，久之察举一途便成名士圈内部兜转的游戏，世家根须日深。

当察举最终的裁决权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性时，就必然产生非公平性，审查人要在短时间内判断此人是否良才，便只能通过外表形象、外在名声、面聊谈吐等方面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发展出异化的弊病，形成了“形名”之法。

所谓“形名”之法，是实掌察举生杀权的“名士”们，自己总结出的一套“相法”，也就是“品鉴人物”之法，观人之外貌特别是眉目眼神便可为此人下定论，实质性地让名士集团左右了察举制度最源头的运行，以致于选上来的人“虚而不实”者太多。

东汉尚书令左雄曾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如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齿。也就是说，此次改制终于以书面考试来进行官员的选拔，他将应试者分为儒士与文吏，同时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四科取士中两个以道德和性格为考察内容，只能依靠主观判断的类别去掉。

尚书令左雄的这次改制，直接便导致了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而这批人才，大多又是未来的党锢之祸中的清流，在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后，彻底异化了察举制，把持着新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最终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不得不说，左雄用以抑制“虚名”的改革，却导致了门阀政治的形成，真是一种历史的戏剧性。

左雄开启的这次改革，很快便失败了，后黄琼为尚书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於取士之义犹有所违，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此后，四科取士又再度恢复，其后纲纪紊乱，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东汉王朝也就必然地将要走向一个覆灭的宿命。

东汉之倾颓，以“形名之学”行察举，以“名士”为天下揆首，乃至虚风荡漾、华而不实，是为一大主因。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操控本地察举日久的门阀州牧、太守们，轻松变身，割汉地而据之，驱汉鹿而逐之，天下遂大乱，涂炭数十年。

曹操自小便极好法、术，对此形名之学深恶痛绝，待他政治崛起，名为“汉相”而实为一国之“主”后，便决心涤荡虚风，着手处便是东汉朝廷那个最大的病灶——以“形名之学”为察举。

《三国志·魏书·毛玠传》记载，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官职名），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毛玠忠实地执行了曹操选士以能力为本的原则，且很快就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然而在曹操死后，随着其子曹丕称帝，政权稳固，再加上在三分鼎立局面里占据着绝对优势，曹丕虽然主观上愿意继续遵循曹操的重事功、重才学的原则，但现实是世家的政治权重在迅速增加，很快就反映到上层建筑上，于是曹魏中后期重回“经学”之路，世家政治回流。

但是曹丕也不能置父亲曹操的训诫而不顾，于是便有了尚书令陈群所创立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由各州郡推选的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为大中正，将各州郡的人才分为上上至下下九品，吏部依此按照不同的人才等级授予对应官品的官职。

中正一职实际把控了人才的选用机制，负责“评次人才之高下”，评次的行政效力是“诠定九品”，然后朝廷按这个“九品”授官。也就是说，自有“九品中正制”后，想当官就要在所在地的“中正”那里得到一个评定的品级，如果得不到就失去了入仕的资格。

即使是被州郡察举推选并通过了中央考核的秀才、孝廉，也是如此，假如无法得到中正所评定的品级，一样无法正式上任，而如果得到的品级不高，那当了官也无法升迁至高位。这样，本来作为察举制一部分的九品中正制，很快就凌驾于察举制之上，察举制日益地衰落了。

自此，九品中正制逐渐取代察举制，成为决定政治结构的枢纽。由于其制定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也就意味着本质上仍是法家思想的产物，但值得一提的是，它有两个天生的设计漏洞，使它很快就脱离了法家轨道而异化了。

一是分级评定的标准依然是主观评议而非客观考核；二是所谓的中正一职不是独立的第三方而依然是“局内人”。这两个漏洞也就导致了“新瓶”装进了“旧酒”，负责制定品级的中正，依旧为名门望族所把持，实为开倒车行“形名之法”，很快就成为两晋南北朝四百年“高门”政治之渊薮。

此外，九品中的品级并非官职的品级，官职品级就只是官职之品级，中正品则是综合了人才的品格之品与品评之品，最终推导出来能达到的官职的最高品级。

中正一职，实际上也就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角色，都是由他们来决定谁是人才，谁不是，区别只是在于，名士通过溢美之词来推荐，而中正则是以标准化来评级，定几品便是几级人才，也就是说，此制度的关键之处便在于中正一职的人选如何产生。

制定九品中正这一制度的陈群是这样选定中正人选的，“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诠定九品，州郡皆置。”才优，是曹操重实干之才的要求，然而后面的有昭鉴一词，便是再度指向了名士这一群体，尤其是世家大族出生的名士群体，昭者昭明也，也就是有名气；鉴者鉴定也，也就是公认的。

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何如此设定，因为制定这一制度的陈群本人，便属于这一群体——陈群出身于颖川三大氏之一的陈氏，是著名的“汝颖奇士”。

九品中正之行，本由魏武帝曹操“抑豪强”之初心，不料从创立那天起，就被一流世家出身的陈群带上了相反的道路，为“豪强”获得政治权力创造了条件。门第：“门”者家门也，也就是家族背景；“第”者品第也，也就是中正品。

中正一品基本是个虚位，几乎就没有授过，因此中正品之二品就是实际的最高品第。占据了中正官之位的二品名士们把握住了对中正官人选有极大的推荐和评议权的这个机会，过去他们很多并不是出身地方豪门，在此时机之下，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家族固化成能与豪门并列的高门。（名士集团掌控舆论、人事导向，世族集团掌控地方资源）

九品中正制规定，中正品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官位级别和权力，演化出了以中正二品为界的高门与寒门之分；中正官的任职资格要求必须自身是中正二品才能任中正官，反过来中正二品的人又可以极大地影响到谁出任中正官。这就意味着高门实际可以垄断中正权，从而间接掌控整个政府的人事权。也因此，门阀政治正式确立起来了。

而一部分以前的豪门世族和在魏晋间的新起世族，与名士集团合作，利用中正品把家族固定为“高门”，之后就一直由制度保障着他们毫不费力地攫取政治特权和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史籍里常说的“高门著姓”才正式成为了一种政治地位。经两晋至刘宋，高门与寒门之别，士族与庶族之别彻底固化，二者之间很难打通。所谓的寒门无贵子说的便是此时此事，但此处的寒门指的并非是草根百姓一类，而是中正二品以下的世族，寒门也是世族，只是评级未能位居高位的二品之列。

因此，两晋以来的南朝政治，就处在两大政治博弈格局中：一个是侨郡世族与江东世族的博弈（西晋被灭后，永嘉南渡，皇室司马氏与世族大家南迁江东）；另一个是高门与寒门的博弈。

之后的四百年里，由九品中正制而生的门阀政治，成为南朝的基本政治形态。北方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达成政治平衡，与留在北方的崔、高等高门士族结成了同盟，积极拥抱士族政治，也掉进了这个历史泥坑，以至数十年后北魏分崩离析。

在这种政治结构下，南、北朝虽然都还存在东汉左雄创立的，以通经考核孝廉，以章策考核秀才的制度，但高门士族垄断“清官”（清望、清闲之官），而两科中更为高等的秀才科也被士族垄断，这种考核不过虚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