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道家思想和道教研究者、论文上、石刻上，常常出现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名言，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概括。其实鲁迅先生这句话不是对道教的肯定与褒扬，恰恰相反，是否定与批判。

“中国根底在道教”的出处与背景

出处。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周树人先生第一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是鲁迅在好友钱玄同的督促下完成的，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鲁迅说这部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根柢说”出自鲁迅给许寿裳的“答复”中：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一判评.价源与“礼教的弊害”“食人民族”有关，信中所谓“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很显然，就是说以此为观察的切入点，便可进一步印证这一结论。这与“狂人”称自己翻检历史，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吃人”是一个意思。

背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在那一时期，凡涉及道家、道教的文字，如同儒家、儒教一样，鲁迅极少有肯定的，正确理解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在道教”的评价，必须结合《狂人日记》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

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的就是新道德、新文学，反对的就是旧道德、旧文学，抨击的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

“讲阴阳五行的道士”、“静坐炼丹的仙人”与“讲道学的儒生”、“打脸打把子的戏子”，都是“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的“昏乱的人”，认为欲“立意改变”，当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书籍（《合群与爱国，是一种中国人的自大》）”……

他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并非偶然的，类似的说法在《“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中就认为中国文化是外儒内道的：“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这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完全一致）。”

在《狂人日记》发表之前，鲁迅在《运命》中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如果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等的宝座，都让给科学家，我们也就不必去见神见鬼了。

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文章，但凡涉及到“道家”“道教”的，他一直秉持着这种态度，类似说法还有：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文学和出汗》）。

“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吃教》）。

不只是鲁迅一人如此，在新文化阵营中，反思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实乃当时之风尚，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易白沙，吴虞等，以及上文提到的激进派先锋钱玄同等，大体上都是这样。

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还组织了“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陈独秀发文指出：“一切宗教的神佛仙鬼，都是骗人的偶像”，“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

周作人则认为民间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钱玄同不仅督促鲁迅写“檄文”，其实他自己比鲁迅更激进，他将道教称为最野蛮的邪教，认为2000年来毒害民智者，莫甚于道教。因此：救亡图存的根本就在于废孔学、灭道教。

从以上案例可知，不只是鲁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认为道教有害世道人心，为祸有甚于儒教。

作为新文化的主将、旗手，在新文化阵营一直批判传统文化的环境下，鲁迅先生把“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与“食人民族”打包寄给许寿裳，且认定“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认为中国文化是披着孔孟之道外衣的老庄文化，老庄文化才是导致中国民智弱下的根源。这样的批判，怎么可能是对道教的肯定和赞扬呢？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负面评价给我们思考

毋庸讳言，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负面评价，其背后有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但也的确彰显出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力。

鲁迅对道教的评价，自然有着过人的洞见，准确地说，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一种事实判断，他在《小杂感》文中称“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这就是鲁迅说的“国民性”，既然“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那就说明道教给中国人的精神与心理所造成的种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巨大的，毕竟道教是中国的本土教。

同时，鲁迅先生终究不是道教的研究者，他和他的战友，在特定历史时期，又以特定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关注点始终聚焦在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被封建统治改造利用的后果上，当然会显得用力过猛，兰艾同焚。

用力过猛是出于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愤怒和救亡图存诉求的急迫，且新文化的主将们正处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晚年的鲁迅肯定中国的国民性“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时过境迁，鲁迅先生对道教的评价早已成为了历史，不管评价的对错，也不管用力猛不猛，都不影响先生的伟大，也不影响我们对先生的崇敬。